今世华夏法学的返本与开新,马克思主义艺术学

2019-07-10 02:01栏目:奥门新萄京娱乐场1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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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想,也孕育着新的哲学。在当今时代,哲学承担着传承知识、启迪思想、引领时代的不可推卸责任。这是时代的挑战,也是哲学创新的机遇。中国哲学学人正在积蓄力量、抓住机遇、回应挑战,为中国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作为当代“中国哲学”(中国的哲学而不是狭义上的中国传统哲学)科研与教学的重镇之一,也同样需要在返本中开新,在开新中返本,不忘初心、精诚守护,为真正确立中国哲学自己的话语体系并在拓宽世界哲学的视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融中体会和提炼出新时代精华。

时代在前进,哲学在发展。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拉开思想解放的帷幕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不平凡的40年历程,取得了显著成就。

自1956年建系以来,人大哲学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在曲折的发展中回应了每一个历史阶段的需求,涌现出一大批引领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哲学家和哲学教育家,在时代的大环境中引发出对哲学概念、理论现实性的基础性研究和开放性解释,并把这些理论的创新应用于哲学教育中去,培养了数量可观的既有理论深度又关注现实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20世纪50年代哲学系青年教师王方名和黄顺基对于逻辑学的研究曾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20世纪60年代萧前、李秀林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最初探索,罗国杰等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拓等都走在那个时代的前列。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福明是哲学系毕业生中的佼佼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夏甄陶的《思维世界导论》、李德顺的《价值论》、方立天的《佛教哲学》、张立文的《和合学》等,是对新时代需求和变动的哲学思考,是具有创新性、代表着具有实践性和理论深度的哲学研究和教育成果。他们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大哲学人的努力构成了人大哲学与时代互动的历史主线,对时代的重大问题给予了他们自己的解读和反思。这些都为人民大学在新的条件下反思、回应时代问题提供了历史基础,为今后创立与现时代相适应的中国哲学提供着精神的支撑。今天人大哲学学人站立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上下求索,促进哲学研究和教育与现时代的互动。历史的条件和现实的需要决定了人大哲学不仅有必要而且完全有可能以哲学的方式回应时代的需求,在新的局面下开拓新形式,实现哲学在21世纪的创新。

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拉开思想解放的帷幕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不平凡的40年历程,取得了显著成就。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回应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展开,在应对当代哲学理论发展挑战、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中前行。反思现状,哲学研究依然存在问题导向、现实取向、话语体系、研究方法、功能发挥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展望未来,哲学研究应该坚持三个面向的原则,关注与追踪实践发展、科学进步和哲学前沿,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中继续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当代中国哲学和哲学教育创新的基础是返本。返本首先是要汲取中外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营养。只有自觉地把哲学研究和教育放在哲学理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发展出代表时代精华的思想、培养出具有理论厚重性和现实适应性的人才。21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和教育面临理论深度不够与应用性不强的双重困境,我们的研究和教学也存在着急需克服的问题和难题。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其《双城记》的开篇说,“我们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处于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样的说法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哲学在今天所面临的局面,既有重大的机遇又有多重的困难。一方面,哲学必须要比以往更像哲学,做哲学就是要摆脱浮躁、虚无、急功近利、思想退化、人文冷淡的世风影响,在哲学专业的研究和教育中沉得下去,打实基础,才能像老一辈哲学家那样在思考中生发出思想,又在思想中真正把握现实。另一方面,哲学研究和教育需要传承知识,如何把中外哲学史中的优秀遗产、基本原理、深邃思想以新的述说方式传输给学生和大众,应用到现实问题上,是一个必要但又很不容易做好的工作。更为根本的是,哲学担负着培养人才、启迪思想的时代任务;返本不仅仅是回归到过去、理解我们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而且是如何能把中外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髓以现代语言讲好、把握中国哲学的真正特色、把哲学思维与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需要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哲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只有做好了哲学研究和教育的返本,当代哲学的创新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返本是手段,而开新是目的。哲学研究和教育的开新就是既要坚守思想又要超出已有的思维界限,汲取社会发展的灿烂光华,回应时代带来的巨大挑战。21世纪中国哲学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既有认知层面的,也有行为观念上的,既表现在理论层面又体现在实践层面。包括宇宙科学、生命科学、物理科学在内的科学发现日新月异,挑战着我们已有的认知模式、思维方式、概念解读形式,撼动着我们关于世界、社会、人生的已有认识和基本原则,对于存在的本质、意识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提出了新思维或新视角;包括人工智能、互联网普及、大数据无所不在的技术层面进步也在挑战着我们关于行为模式、道德德行、交往理论的已有原则,为新解释、新观察创造了无限可能性。哲学如何在社会急剧变动、经济快速发展、科技加速进步中回应这些新机遇、新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一味回避或视而不见只能使哲学理论一步步走向僵化和固化,浅薄的解释也只能使人们对于哲学日益疏远而导致思想退化、人文冷淡。相反,通过融通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思维定式、融通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的价值取向、融通哲学的历史性与现实性,我们才能拓宽哲学与时代互动的空间,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性转型、创造中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改革开放实践为哲学研究和创新提供了契机和动力。“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一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实践具有创新性和开放性的显著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的实践锻就了创新的思维,催生了思想解放运动,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精神准备;改革开放实践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现实课题,创造了许多富有探索性的“特区”经验,提出了许多富于挑战性的迫切要求,从而成为推动理论创新的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回应时代呼声,植根实践土壤,聚焦实践问题,探索发展规律,深化学术探究,推进理论创新,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如何回应这些挑战是摆在每一个哲学教育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也是哲学研究和教育返本与开新的基本内容。现时代哲学返本和开新,首先必须克服哲学领域的故步自封和自以为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早就提出要认识自己,并把这一点作为哲学进步的基本出发点。我国的孔子也教导我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强调及时汲取科学新发现,更新知识观念,突破旧框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做到哲学的返本和开新,我们还要打破哲学自身的学术隔离,融通不同哲学领域。自古以来,哲学生长于对话,创新于交流,不同流派之间放下学术前见,诚心交流、对话、沟通,不同二级学科之间消除隔阂、协同创新、打通古、今、中、西、马等五维学术空间,为中国哲学的当代创新奠定更为深厚的学科基础和人才基础,不同哲学学科只有共同探讨,才能促进哲学发展。作为人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哲学并不能独立于人类知识之外,而是植根于其他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其每一个概念的创造都与人类认识的进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哲学的返本开新必然以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紧密合作为前提,以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为契机。哲学返本与开新更是完全不能脱离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为我们在哲学上解释过去的理论、开拓未来的观念提供了可能性。只有高度重视这些进步、从哲学的角度理解和解释这样的进步,才能把这些可能性化为哲学概念和理论创新的现实性。

重大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一是实践问题和实践观研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发了人们对实践问题的高度关注,深化了人们对实践观点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学术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理解上逐步形成共识,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辩证物质观为基础,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性、历史性、实践性为特征,以反映现实世界规律和社会生活本质为主要内容的新唯物主义形态。二是发展问题、人学问题和价值问题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方式,以及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进步与代价的矛盾、生产与环境的矛盾等问题日益进入哲学研究的问题域,社会发展理论逐渐成为显学。伴随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兴起,对人的存在、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价值哲学对价值关系、价值特性、价值评价、价值选择、价值创造等问题的探讨,为当代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研究直接提供了理论支撑。

现时代哲学的返本开新更需要自觉地把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世界哲学中汲取营养,同时为世界哲学发展提供中国的视角和动能。在全球日益紧密相连的今天,任何学术体系都不可能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哲学对话、交流不能仅仅限于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并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互通,而始终保持自身的活力,使自己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外延越来越开阔。无论是历史上对来自印度佛教的成功改造、消化、转型,还是在近现代西学东渐、东学西渐中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都说明了中国哲学的内在活力,更指向当代中国哲学所应具有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形式上,当前哲学领域的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并不缺乏对话的机会和场合,但从实质上讲,这些对话往往还没有充分展开,未能形成一种常态的对话平台,还没有通过对话产生出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哲学基本原理和哲学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状况进行了深入反思,并围绕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例如,从辩证法的角度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实质,深入研究了自然辩证法和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法的当代价值;从历史观的角度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和专题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文献史料挖掘和历史语境考证等方面研究都取得重要进展。

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返本与开新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外文明、中外哲学的互通互鉴层次,拓宽同世界一流大学哲学学科的联系,也需要建立同各国一流学者、一流哲学家之间以问题为导向的对话机制,从而更好、更深入地进行前沿理论的探索,为中国哲学本身的创新更多地汲取其他哲学体系的资源,为世界哲学的发展做出中国的贡献。

关注现实的应用哲学蓬勃兴起与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建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审视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现实问题,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围绕民主理论、自由观念、平等思想、权利理念、社会理想的哲学基础展开探讨。经济哲学通过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哲学演进坐标,深入阐释了经济学与哲学的关联,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文化哲学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问题,探讨了文化模式、文化冲突、文化产业、文化观与历史观的关系、大众文化及其批判等一系列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向纵深推进。学者们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等基础理论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探讨,力图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蕴含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有深度的研究,对社会发展的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进行了哲学概括和总结。

当前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

一是在中国特色哲学形态及其话语体系的构建上,仍然存在自觉不够、自信不足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相对薄弱,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存在既远离现实问题、也远离基础理论,从而日益边缘化的倾向;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借鉴与批判占位不高、深入不够;学风和文风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学者自说自话、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大众和学界听不懂的话语,缺乏反思和批判精神,研究和阐释问题的思路有待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效传播方式有待深入研究。在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尚未见突破性进展。

二是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分支应用研究的一些领域,还存在一些不够深入、不甚合理之处。主要表现在认识和处理“史”与“论”、学术性与现实性、理论研究与教学研究、本土和外来的关系上。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史论分离的片面倾向,或者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在立论上缺乏文献依据或文本支持,或者是只关心经典作家“说了什么”,而不关注他们“为何说及如何说”。这样就造成两种后果:要么把哲学史的研究变成了缺乏思想性的编年史研究,变成烦琐的考据学研究,要么使哲学研究成为离开哲学史资源和哲学发展前沿的空洞的“学术研究”或奇思冥想。其次是把研究中的学术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有的学者片面强调学术性而排斥现实性,或者用现实性来取代学术性,而未能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和研究的学术性之间的内在关系,未能把握学术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未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以及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再次是理论研究和教学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理论研究的成果未能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教学研究的成果。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本土与外来之间的关系仍需要摆正。有的学者过于看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成果,而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忽略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相反,也有的学者忽视或鄙视国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不了解国外研究动态。这两种态度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和创新。

三是马克思主义学科整体发展和分支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近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研究在整体性、综合性上明显加强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专业发展或纵深发展则相对较慢,研究力量的分布和投入有所减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和研究的发展出现新的萎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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